1935年5月，大渡河浪涛翻涌，安顺场渡口气氛凝重。七十二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将士在此陷入重围，最终全军覆没。此时，三万余中央红军抵达河畔，国民党军重兵围堵，蒋介石飞抵昆明部署“大渡河会战”，扬言要让“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随后赴成都督战。

5月25日，十七名红军勇士强渡大渡河，拿下对岸滩头阵地。可胜利并未化解危局：川军早已焚毁沿岸大部分渡船，红军仅找到四艘小船。时值汛期，河面宽阔、水势湍急，靠渡船运送全军需一月之久。身后薛岳率部昼夜紧追，对岸川军凭险据守，红军前路凶险万分。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抵达安顺场，随即召开会议，听取刘伯承、聂荣臻的渡河情况汇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当地寻访到九十余岁的老者宋大顺——这位安顺场本地人年少时曾亲眼目睹石达开部败亡的全过程。

宋大顺向红军讲述了石达开兵败的三点教训：一是渡河首鼠两端，已过河的骑兵因顾及家眷折返，痛失先机；二是军纪松弛，因小妾生子下令全军庆贺三日，恰逢河水暴涨，错失渡河窗口；三是与地方部族失和，激化与当地土司的矛盾，遭彝民袭扰断了退路。他同时提醒红军，上游有泸定铁索桥可通行，万不可在此地久留。

这些来自民间的历史镜鉴与地理信息，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进一步坚定了夺取泸定桥的战略决心。党中央随即作出分兵部署：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师和干部团渡河后组成右纵队，沿东岸北上；红二师主力为左纵队，沿西岸疾进，两路夹攻，火速夺取泸定桥。

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夺取泸定桥是中共中央结合敌情、地形与多方情报作出的集体决断，是北上战略的关键一步。

5月27日清晨，左纵队先头部队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从安顺场出发。行军途中敌情突变，中革军委急令部队将夺桥时间提前一天，务必于29日拿下泸定桥。此时，部队距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山路。

一昼夜奔袭二百四十里，是对意志与体力的极限考验。战士们在悬崖峭壁间疾行，渴了饮雨水，饿了嚼生米，草鞋陷进泥里拔出来继续走，无一人退缩。

5月29日，红四团如期抵达泸定桥西岸。桥上的木板大半已被守敌拆毁，只剩十三根铁索横亘在奔涌的河面上，对岸川军的机枪火力早已严阵以待。红四团当即从二连选拔二十二名党员和骨干组成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队长。

冲锋号响彻河谷。勇士们攀着摇晃的铁索，迎着密集的弹雨匍匐向前，子弹打在铁链上迸出火星。后续战士一边冲锋一边铺设桥板，仅用两个小时便成功攻占泸定桥。

6月2日，泸定桥头召开庆功大会，红四团获授“奖给飞夺泸定桥的红四团”锦旗。蒋介石妄图复制石达开悲剧的迷梦，彻底破灭在大渡河的涛声里。

大渡河畔的这段往事，印证着一段真理：历史的转折，从来都是来源于正确的战略决断与将士们的浴血奋战。安顺场老人的叮咛，是峥嵘岁月里一抹鲜活的民间注脚。后来毛泽东写下《七律・长征》，一句“大渡桥横铁索寒”，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永远镌刻在长征史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