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生物制造列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生物制造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一战略部署，标志着我国已将生物制造提升至决定未来产业竞争力的核心位置。当前，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已出台生物制造相关战略规划，预计未来20年约70%的产品可通过生物制造方式生产，有望创造30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作为生物技术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的颠覆性范式，生物制造正在重构物质生产的底层逻辑。深刻认识这一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科学把握其发展规律，对于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推进新型工业化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深刻认识生物制造的战略价值

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审视，生物制造之所以被视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根源在于它对传统生产方式的系统性革新。生物制造以细胞、酶、微生物为新型劳动资料，以可再生生物质、一碳化合物为劳动对象，依托基因编辑、AI合成生物学改造生物代谢路径，实现温和、低碳、循环化生产，完成了生产力从“石化驱动”向“生命驱动”的质变。

这种变革的意义远超技术本身。从产业变革看，生物制造正在带动工业、农业、材料、能源、环保等全产业链重构，谁能率先突破核心技术，谁就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从发展模式看，生物制造通过“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可降低工业能耗15%—80%、原料消耗35%—75%、空气污染50%—90%，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的根本路径。从创新驱动看，生物制造涵盖合成生物学、基因工程、生物化学等多学科前沿，能够催生全新产业生态，让传统产业焕发新质生产力。

准确把握生物制造的生产力属性，必须超越将其等同于“生物医药”或“传统发酵”的认知局限。生物制造覆盖了生物医药、生物材料、生物能源、生物农业、生物食品等多个领域，其发展逻辑不是对传统产业的简单修补，而是以生命科学的底层突破为驱动，重构整个物质生产体系。唯有从这一高度进行战略谋划，才能真正把握发展主动权。

二、清醒研判当前的结构性矛盾

我国生物制造产业正处于由大到强的关键转折期。目前产业总规模已突破万亿元，发酵产能占全球70%以上，氨基酸、有机酸等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合成生物专利申请量占全球35%，逼近美国的38%。但与全球竞争格局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存在不容忽视的结构性矛盾。

创新投入与产业地位不相匹配。生物制造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但研发投入强度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基因编辑核心工具、工业菌种知识产权、高端生物反应器等方面对外依赖度较高。当前90%的生物制造项目依赖玉米淀粉等粮食基原料，非粮生物质利用率不足5%，原料供给体系单一化问题突出。在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的“达尔文之海”面前，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平台支撑。

要素配置与产业规律不相适应。生物制造是典型的“长周期、高投入、高风险”产业，一个产品从实验室到市场往往需要5至10年时间，工程放大成功率低于10%。然而，当前的科技评价体系、财政支持方式和投融资机制，仍较多沿用传统制造业逻辑，“挣快钱”的资本逻辑与“慢功夫”的产业逻辑之间的张力制约着产业健康发展。

治理能力与产业需求不相匹配。合成生物制造产品审批监管体系适配性不足，大量封闭式发酵、无活体工程菌的合成生物制品被纳入农业转基因监管框架，风险评估与产品特性不匹配；现行“单一产品、一次性审评”模式与合成生物学“快迭代”特性脱节，审评周期远超技术迭代速度，极易出现“获批即落后”的窘境。部门协同不足，同一菌株跨领域应用需重复评审，大幅抬高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三、系统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破解上述矛盾，需要坚持系统观念，从技术创新、产业组织、制度供给三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生态。

强化链式思维，提升核心技术攻关效率。生物制造涉及菌种创制、发酵工程、分离纯化、装备制造等多个环节，技术攻关不能“单兵突进”，必须“全链条推进”。应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制定关键技术清单，实施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着力突破酶及细胞设计的关键底层技术，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据库及软硬件保障体系，建设“蛋白质结构预测—代谢网络建模—细胞工厂虚拟迭代”智能设计平台，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开发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通量DNA合成仪、在线代谢监测传感器、模块化生物反应器等专用装备，实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

坚持导向思维，提升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打通从科研到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需要正反两向协同发力。从正向看，做强技术转移机构和经理人队伍，让“懂行”的产业专家帮助科学家实现成果转化。从反向看，推动企业和投资机构及早介入产品创新，让成本理念、市场视角深入研发前端。围绕产业共性需求，建设一批可辐射中小创新企业的通用型中试放大平台，探索政企学用合作模式，打造具备持续自我造血能力的专业化中试平台。同时，加快突破木质纤维素预处理、二氧化碳生物炼制等技术瓶颈，构建不依赖粮食耕地的规模化原料供给体系。

强化政策协同，破除制度性障碍。应加快构建适应生物制造特性的现代化审批监管体系。由多部委联合制定监管指导原则，区分活体与非活体产品、环境释放与封闭生产场景，为封闭式无活体生物制品开辟简化审评通道；建立敏捷审批机制，推行研发早期预沟通、优先审评、监管沙盒试点等举措，压缩审评时限。强化跨部门统筹协同，建立国家级监管协调机制，实现同一菌株跨领域安全评价结果互认，杜绝重复评审。

优化要素配置，激发产业发展动力。按照“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原则，加大对生物制造领域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建立适应产业规律的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让科学家有动力做转化、工程师有空间做创新、企业家有信心做投入。构建“财政补贴+政府基金+创新金融”的组合式资金支持体系，设立生物制造产业引导基金，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进入这一领域。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生物制造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生物制造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赛道，也是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面向“十五五”，必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其时代意义，以更大的改革魄力和创新勇气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良好创新生态，推动生物制造产业从“跟跑并跑”走向“并跑领跑”，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

（作者系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