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峪关一带历来是军事重镇，明洪武五年（1372）以来的大规模夯筑，使这里“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雄伟壮丽，名扬四海。这里又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各民族人民的经济交往络绎不绝。长城沿线，茶马互市勃兴，缔造了风和景明、物阜民丰的繁荣景象！

我国的民间小调历史悠久，品种繁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充分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力和智慧，《诗经》中《风》的篇章已经孕育了这一体裁的雏形。汉代的相和歌是用丝竹伴奏的歌唱形式，可以说是小调的源头之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出现了《子夜四时歌》《从军五更转》《折杨柳枝歌》等时序体的乐府民歌，从中可以看到后世流传较广的几种传统小调，如四季、五更、十二月等的体式结构原则。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壁画中就有很多奏乐唱和的画面，这也说明嘉峪关一带自古就是小调的传承之地。

嘉峪关小调，大都属于以唱为主的清音小曲，也有一部分是有说有唱，以带有表演动作的说唱来叙述故事、反映社会生活。当地群众从不把“民歌小调”称为“民歌”，而统称为“小曲子”，因为它确确实实是由民歌小调演变或受戏曲影响形成的。像《回娘家》《分家》这类曲目，显然是从民歌小调演变而来，曲调只有几小节，而唱词竟有三五十段，虽然还未形成主人公，但故事情节还是比较完整的。又如《朱买臣休妻》《张连卖布》无疑是受戏曲的影响，不但有了完整的故事情节，还勾画出了单线条的人物形象。

嘉峪关小调，新词类的代表作主要有：《抗日歌》（一）（二）（三）《献给领袖毛泽东》《毛主席送来合作化》《毛主席就是照明灯》《保卫武器歌》（一）（二）《月儿弯弯》等。

生活类的代表作有：《十间房子》《放风筝》《月牙照花台》《钉缸》（一）（二）（三）（四）《四哥子上工》《尿床台》《小姐担水》《女寡妇上坟》（一）（二）《什样锦》《念书娃娃放麦假》《小男子探花》（一）（二）《乡亲家》《拉骆驼》《马宗银打仗》《韩相子出家》《苦长工》《鳏夫上坟》《蒋家娃戴碗帽》《背煤》《十劝人》《对口曲》《借衣裳》《借滴滴》《酒歌》（一）（二）（三）（四）《十杯子酒》《秋姐怀胎》《务农老汉》《务农寡妇》《船歌》《贫和尚》《摘棉花》《不到黄河心不甘》《照沙坡》《割韭菜》等。

爱情类的主要有：《卖饺子》（一）（二）《害相思》《乡香袋》《黄姑娘》《拔大葱》《姐儿摆街》《马五哥》《借衣裳》《绣荷包》《绣褡裢》《送情郎》《闹王哥》《扯手巾》《瞧情歌》《二姑娘害相思》《闹阴晴》（一）（二）《纺棉线》《五更月》（一）（二）《哭鼻子》《采花》《手扳重阳望情哥》《织手巾》《秋姐怀胎》《小放牛》（一）（二）（三）（四）《小货郎转担》（一）（二）（三）《阿伯子搞弟媳》（一）（二）《十二月花》《闹五哥》《问阴晴》《兰桥担水》《借笊篱》（一）（二）《树招牌》《黄姑娘闹张哥》《栽红葱》《张先生来拜年》《缠破头》《送大哥》《骑大马》《土匪歌》等。

其主要特征是：小调的曲调具有流畅、婉柔、曲折、细腻的艺术特色。它的旋律变化丰富，常常把级进音型和跳进音型，单向上升、下降同弧形、波状旋律线等表现手段灵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起伏跌宕、多样而又统一的曲调。同时，在歌唱艺人的长期实践和加工之下，旋律的装饰性强，乐句之间衔接自然，富有逻辑，很善于表达那些既有叙述性又有浓厚抒情性的题材内容，如《五哥放羊》《画扇面》《五更鸟》等。多数小调在演唱时都有器乐伴奏，并加上前奏、过门、尾声等，使演唱更加完整。小调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根据旋律进行本身的内在要求，追求词曲协调一致的均衡性和表现手段的灵活性。因此，小调的节拍规整而不拘泥，节奏感鲜明而不强烈。它常常在既不破坏唱词的韵律，又服从节拍规整性的前提下，灵活地使用各种节奏型，使其疏密相间、变化有致，具有很强的动力感。

小调的结构大多以单曲体为基础，讲究结构内部的规整性和匀称性。乐句的结构功能比较清晰，基本上分为对应式和起承转合式两类。非对偶性的三五句单曲体结构也较常见。一些地区还有由若干首单曲构成的“套曲”（民间称“大调”）。无论篇幅长短，小调的曲体结构内部都以对应和起承转合为原则，形成整齐平衡的关系，末句常具有总结性，稳定感较强。

小调中的衬词、衬腔具有定型化和规整化特点。在分节演唱时，虽然每段唱词不同，但衬词、衬腔却是原样重复，成为加强整个作品统一性的有力手段。尽管这些曲目还比较粗糙，但它们确实是当地人民创造出来的、独特的、具有生活情趣的“小曲子”，这些艺术珍品值得我们重视。

（原文刊登于《人文甘肃·嘉峪关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