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1905—1993），原名冯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州人。

他是浅草社、沉钟社等五四时期知名文学社团的核心成员，20世纪30年代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其散文、小说创作独具艺术品格，成就斐然。

作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德语文学研究泰斗，冯至学术声誉远播海外，先后受聘为瑞典皇家文学、历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联邦德国莱茵茨科学、文学研究院和奥地利科学院通讯院士；曾荣获歌德奖章、格林兄弟文学奖、国际文化交流艺术奖、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贡道尔夫外国日尔曼学奖等多项国际学术荣誉。

他深耕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专精杜甫研究。同时，他深耕外国文学研究、文艺创作与外语教学领域数十年，为新中国外语教育体系建设、外国文学学科发展、文艺创作繁荣作出重要贡献，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纵使身兼诸多殊荣，但世间所有赞誉与喧嚣，抵达他的身边，皆归于沉静。所有浮华纷扰，终在他身上沉淀为温润敦厚的静默。

一

1920年，年仅15岁的冯至与同窗创办《青年》杂志，投身五四新文化浪潮，自此开启长达七十年的文学征程。1921年，他创作留存至今的首篇诗作《绿衣人》，借寻常邮递信使的意象，由个人家庭际遇延伸至世间众生的命运浮沉，寄寓少年人对世事人间的深切忧思，尽显超越年龄的成熟与悲悯。此后，他考入新文化运动核心阵地北京大学，深耕德文专业之余，潜心从事诗歌、散文、小说创作与文学翻译、评论研究。其早期诗文抒写青春苦闷、人生彷徨与纯粹情爱憧憬，气韵清雅、情韵悠长，自成风格，深得学界认可。文学史家王瑶对其创作多有肯定，鲁迅更是独具慧眼，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盛赞其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20世纪40年代初，冯至创作的《十四行集》风格独树一帜。诗作虽受西方现代派诗人里尔克创作理念启发，却摒弃存在主义哲学与美学的消极内核，格调清纯严谨、立意积极向上，融人生体悟与哲思于文字，是生命沉思与人生经验的凝练之作。朱自清誉其为“新诗的中年”，精准概括其成熟厚重的艺术特质，亦深刻影响了后续九叶诗派的创作风格。如今，《十四行集》已被译为英、德、意、日、荷兰、瑞典等多国文字，部分篇目被谱曲传唱，登上国际高端艺术舞台。

20世纪50年代起，冯至满怀热忱，以诗文歌颂新中国建设风貌、赞美勤恳奉献的劳动人民。此后，受时代环境与繁重科研、行政事务影响，他的诗歌创作一度停歇二十余年。1985年后，暮年的冯至诗心重燃，重启对人生、宇宙的深度探索，诗作直面时代弊病，深刻针砭社会腐败与封建残余思想，创作个性愈发鲜明，题材视野更为开阔，兼具思想深度与现实力度。

冯至亦是风格独特、造诣深厚的散文家。相较于诗歌，其散文更能直白袒露本心、彰显个人文风，文字真诚纯粹、意境悠远、气韵隽永，是别具审美价值的诗化散文。代表作有早期书信体散文与40年代结集的《山水》，其中《乌鸦——给M弟》情真意切、真挚动人，极具感染力。《山水》承载着诗人彼时的人生境界与文艺理念，思想与文化价值深厚，可视为散文版的《十四行集》，至今仍被台湾出版界重点关注与推介。

相较于诗文创作，冯至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但创作手法超前、艺术技巧精湛。早在20世纪20年代，其小说已显现意识流创作特征，弱化传统情节叙事，以情绪流动为核心，侧重情境氛围渲染。《仲尼之将丧》《伯牛之有疾》《伍子胥》等篇目，早已蕴含80年代国内现代派文学的创作特质，极具前瞻性。

纵然创作与研究成果斐然，冯至始终谦逊自守，自题诗云：“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

二

青年时期，冯至在北京大学求学六载，主修德文专业，广泛选修国文系课程，亲炙鲁迅、沈尹默、黄节等学界名师教诲，夯实中西文学根基。1930年，他远赴德国留学，进入海德堡大学深造，专攻文学、哲学与艺术史，师从著名学者宫多尔夫、存在主义哲学大家雅斯贝尔斯，潜心研读里尔克经典诗作，涉猎西方绘画艺术，深耕西方人文领域。1935年，他获海德堡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归国，投身文教事业。

抗战时期，冯至随同济大学内迁，于颠沛流离中反复研读杜甫诗作，对杜诗产生强烈的共鸣与认同，由此开启杜甫研究工作，并决意为杜甫作传。《杜甫传》的正式写作始于1947年，是年6月，章节《杜甫在长安》率先发表在《文学杂志》上，此后，《安史之乱中的杜甫》等相关章节陆续发表。1951年1月至6月，完整的《杜甫传》以《爱国诗人杜甫传》为题，在《新观察》杂志上连载；195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书，成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较早、极具影响力的文学家传记。20世纪60年代初，时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的冯至，牵头参与中宣部、教育部统筹的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编撰工作，主持中文组核心事务。

深耕中国古典文学的同时，冯至潜心钻研德国文学，尤其专注歌德研究。1948年，由朱光潜先生审定、正中书局出版其专著《歌德论述》。此后近四十年间，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持续深耕迭代，撰写多篇兼具学术深度与思想高度的研究论文，最终结集为《论歌德》，成为国内歌德研究的标杆性著作。

早在北大求学期间，冯至便开启翻译生涯，毕生深耕德语文学翻译领域，累计翻译歌德、里尔克、海涅、尼采、席勒等世界级文学大师、思想家的经典作品近百万字，配套撰写多篇精深研究论文，译笔严谨、译文精准、见解独到。1988年，83岁高龄的冯至仍躬耕不辍，主持编选“德语文学丛书”，助力中德文学文化交流。此外，他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主任，统筹全书编纂和审定工作。

面对学界盛誉与毕生建树，冯至始终淡泊自谦，常自谦道：“我不是学者，没有写过一定水平的学术著作”，亦从不以翻译家自居。

三

冯至年少家境困顿，早年饱尝世态寒凉，由此萌生朴素的众生平等之心。数十年治学修身、深耕文脉，让这份本心沉淀为理性、通透、宽厚的人生准则。他毕生不矜其功、不恃其名、不骄其态，待人谦和、处事低调。早年投身沉钟社，始终以谦和晚辈的姿态敬重杨晦、陈翔鹤、陈炜谟等挚友；20世纪30年代，他是国内最早系统译介研究里尔克的学者之一，撰文推介时始终公允罗列同仁成果，毫无争名逐利之心。其早年著作《歌德论述》学术水准领先彼时学界，他却在序言中自陈“不是研究，没有创见，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

鲁迅的高度评价是其一生殊荣，可他毕生极少提及，旁人谈及，必诚恳推辞：“我不是杰出的抒情诗人，更不是最杰出的。你千万不要这样说。”后世学者深耕其文学、学术成就，研究其人其文，他每每善意劝阻，直言“不要花时间，不值得”；旁人坚持研究，他必反复叮嘱，务必客观公允、不溢美、不附会，力求还原其真实的创作与治学轨迹。

生活中的冯至温润谦和、待人平等，毫无名家架子。访客登门，他必亲自开门、热情接待，让座沏茶、以诚相待，谈吐平和、言语恳切，宛若长辈闲谈。

治学处世，他严谨执着、求真务实。青年时期，他常与挚友杨晦书信往来，坦诚剖析自身性格短板，字字真挚、句句恳切，宛若自我剖白的忏悔，感恩挚友的规劝与提携。抗战胜利后，他在北大公开讲演，结合时局反思文坛风气，严肃点评战前象征派创作弊端，得到朱自清肯定；得知朱自清认为点评略有偏颇后，他在后续回忆文章中如实复盘始末，坦诚自省，由衷敬佩朱自清诚挚公正、谦逊包容的治学与人品风范。

冯至治学终身恪守实事求是准则，从不掩饰诗文与研究中的缺憾和短板。20世纪80年代编选个人文集时，他借经典人文意象自我审视，以审慎自省的姿态复盘毕生创作，常怀敬畏与谦卑之心。他多次坦言，自己的部分创作未能充分映照时代风云、民生疾苦与社会现实，对特殊年代写下的违心文字、创作的局限作品，始终深刻反思、坦然正视。

1986年，有友人建议编纂《冯至年谱》时，删去其特殊年代迫于形势所作文章的篇目，他坚决回绝，直言历史应当如实留存、不容修饰避讳，尊重史实原貌、恪守客观真实。对于50年代的诗作，他坦然自评平淡寡味、缺乏激情，同时亦肯定其中真情流露，不夸大、不遮掩、不粉饰。

《论歌德》凝聚其数十年研究心血，是国内歌德研究的权威著作，学术价值极高。他却在书中以万余字篇幅，系统梳理个人研究历程，客观剖析不同阶段的研究局限，坦诚道出未竟之处与学术遗憾，尽显学者求真务实、谦逊严谨的至高品格。

他偏爱清幽质朴、本真自然的山水意境，治学立身始终崇尚真实纯粹、去伪存真的本心。他始终坚信：“诗人之可贵，不在于几首好诗，而在于用诗证明了他的真诚的为人的态度。”于冯至而言，立身先于作文，文品源于人品，毕生以德立身、以文载道，成就了为人称颂的学风与人品。

四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始终执着追寻光明、求索真理，在时代洪流中历经跋涉、屡经曲折，冯至亦是如此。20世纪20年代，身处乱世的他不满现实困顿，却一时前路迷茫、无所适从，诗文多抒身世之慨、人生之悲，一度秉持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但在鲁迅、杨晦等师友的指引鞭策下，他始终与内心的悲观怯懦抗争，不甘沉沦于时代黑暗。

30年代，他从里尔克的创作与思想中汲取严谨自律的精神，褪去少年多愁善感的气质，文风与心境愈发沉稳厚重，但彼时仍存在疏离现实、脱离大众的局限。直至全民抗战浪潮兴起、西南联大民主运动蓬勃开展，时代洪流彻底唤醒了冯至。1942年起，他主动扎根现实、心系家国民生，以杂文针砭时弊、抨击乱象，积极支持进步舆论与民主思潮。

1944年5月，白色恐怖笼罩昆明，5月4日，他不惧风险，与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沈从文等知名人士应邀参加纪念“五四”文艺晚会，遭到特务破坏而中断；8日，活动继续举行，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文艺中诗歌的前途》的讲演。此后，他不顾个人安危，掩护和救助遭当局通缉的进步学生，以实际行动坚守正义、守护光明。1945年，昆明“一二·一”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冯至坚定站在进步师生一边，公然反抗反动势力的暴力镇压。惨案发生后，他悲愤提笔，写下经典诗作《招魂》，字字铿锵、句句赤诚，呼唤正义、自由与光明，该诗后续被镌刻于四烈士墓碑之上，流传后世、振奋人心。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动荡，民生凋敝。冯至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积极投身北平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的爱国运动。1947年，他创作长诗《那时一个中年人述说“五·四”以后的那几年》，复盘数十年时代变迁与个人求索，感慨前路坎坷、历经歧途，抒发对家国新生的热切期盼，字里行间满是赤诚与坚守，道出“如今的平原和天空，依然等待着新的眺望”的初心与期许。

他在回忆录中坦言，彼时虽无法清晰勾勒新中国的样貌，却始终坚信未来可期、光明必至。正是这份坚定信念，让他在1948年北平“四月风暴”学生爱国运动中，毅然挺身而出、坚守斗争前沿。

1948年4月7日，北平警备司令部无理逮捕进步学生，勒令北京大学限期交人，否则武力入校镇压。危急时刻，北大师生众志成城、誓死相守，以血肉之躯保护被捕同学。冯至受全校教授委托，亲临学生队伍，郑重宣告：“我们全体教授誓死支持你们的要求！”彼时的他，已然彻底扎根人民、扎根时代，与广大进步群众并肩同行，共同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五

晚年身患疾病的冯至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体悟，他赋诗明志：“我不愿说老人是个李尔王，也不愿看痴呆的老寿星，我欣赏浮士德失明后的一句话：眼昏昏，心里更光明。”诗句质朴豁达，既是自我宽慰，更是暮年坚守初心、心怀光明、奋进不止的真实写照。

粉碎“四人帮”后，古稀之年的冯至壮心不已、初心不改，重启外国文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他牵头恢复《世界文学》期刊运营，主持制定新时期首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发展规划，修订《马克思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重点丛书编纂方案，统筹推进《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纂审定工作，频繁参与国内外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文化交流活动。即便退居二线，依旧笔耕不辍、勤奋治学，持续开展著述、翻译与创作，积极参与各类文艺公益活动，坚守文脉传承使命。

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文坛掀起朦胧诗争议，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冯至以辩证、理性、历史的视角审视这一文学现象，赋诗抒怀，摒弃绝对化的吹捧与否定，主张立足时代背景、历史脉络与创作内核进行客观评判。他明确肯定朦胧诗对十年浩劫的深刻反思与艺术形式的创新突破，认可其对中国新诗发展的积极价值；对于彼时兴起的部分虚无主义、玩世不恭的新潮诗作，他虽持审慎批判态度，却仍秉持包容心态，视其为青年创作者成长路上的阶段性探索，主张耐心引导、静待成长。

面对改革开放后大量涌入的西方文艺理论与新潮概念，学界一度出现盲目跟风的乱象。1983年，冯至在全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研讨会上郑重提出，学界需审慎规范使用西方文学术语，杜绝一知半解、牵强附会、盲目追捧。针对部分学者片面推崇现代主义、贬低现实主义的偏颇风气，他重申现实主义是中国新文学的核心优良传统，同时反对机械固化、绝对化的学术评判，主张现实主义形态多元丰富、兼容并蓄。

他指出，文学创作与研究始终扎根现实土壤，任何文艺思潮、创作方法一旦绝对化、极端化，必将背离文学本质、走向偏颇。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本是文学创作的重要载体，但若脱离现实根基、刻意堆砌技巧、本末倒置，便会失去文学的初心与力量。

1956年入党的冯至，是兼具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党员。早年留学欧洲、游历多国，晚年十余次出访亚欧北美各国，在中外文化对比中愈发坚定家国信念，深爱祖国、笃信改革。1984年，他实地考察珠江三角洲，亲眼见证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革，有感而发撰写《银湖夜思》，深情歌颂改革成就，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发展路线，同时率先强调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呼吁警惕外来腐朽思想与不良风气的侵蚀。

1987年，82岁高龄的冯至因病住院，病榻之上，他提笔赋诗，直抒胸臆：“我曾喝过海外的水，总像是一条鱼陷入泥沙；我曾踏过异国的土地，总像是断线的风筝飘浮在空际。好也罢，不好也罢，只有一句话——离不开你。”质朴诗句饱含赤诚，道尽毕生不渝的家国深情。

热爱家国，亦不讳疾忌医。冯至时常自省修身，晚年诗作直面现实、针砭时弊，《神鬼和金钱》《我痛苦》《我不忍》《剪彩》等作品，深刻揭露社会腐败乱象，抒发对民族发展、时代进步的深切忧虑，尽显老一代知识分子心怀家国、心系民生、勇于担当、敢于直言的赤诚风骨。

1993年2月，冯至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惟其静默，才显得崇高。与那些声名显赫的人相比，冯至的名字并不被一般的中国人所知。但是，他的创作，他的学术造诣，他的人品，他的学风，他对祖国的感情，他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却很能代表“五·四”以来渴望祖国走向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崇高，在静默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