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瘟疫横行，十户九死。山东、南北直隶、浙江等地大疫，五六月间益盛，“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 医生们都用伤寒法治疗，毫无效果。彼时，名医吴又可亲历多次疫情，积累了丰富资料，推究病源，潜心研究，依据治验所得，撰写成《温疫论》一书，开创了我国传染病学研究之先河。

著述《温疫论》

吴又可，原名有性，以字行世，号淡斋，生于明万历十年（约 1582 年），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 年）。其时，连年战乱，灾荒不断，各类传染病频频流行。

吴又可59岁那年，江苏、河北、山东、浙江等省时疫流行甚剧，家乡吴县一带也不例外。据《吴江县志》记载：当时连年瘟疫流行，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这种悲惨凄凉的景象令他感慨不已，遂弃科举之念，走上研究医学的道路。

吴又可刻苦钻研民间传染病的治疗经验，不怕传染，不辞劳苦深入病区、病家为患者诊治疫病。经过一段时间的钻研与临床实践，他渐渐体会到，以张仲景的伤寒学说论治当时流行的部分疫病收效甚微，有时甚至事与愿违，遂萌生另创新路以提高疗效的想法。

吴又可在《温疫论》原序中说：“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医者彷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

吴又可深感当时医学认知的局限，发出“守古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古书，斯投剂不效…… 千载以来，何生民之不幸如此”的感叹。因此，他在临床实践中“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抵之处，与夫传变之体”，写成《温疫论》。

吴又可长于闾里，悯穷恤苦，体察百姓病痛，推究病源，治疗痼疾。他依托自身临床经验，逐步形成一整套温热病论治思路。自此，不但瘟疫证治有绳墨可循，也为后世温病学将温热与瘟疫逐步汇为一体奠定基础，充实了中医学关于传染病的内容。

吴又可治愈过许多传染病患者，不乏疑难大症，施治往往出奇制胜。有一次，他接诊一位传染病患者：大便不通，脘腹胀满，疼痛难忍，四肢僵直不能活动，身卧如塑，目闭口张，舌强难语，脉实有力，苔生芒刺，一派实热证候，病情危重。

据患者之子述说，三日来已服承气汤三剂，每剂大黄用至一两左右，病势仍未衰减。若是普通医家遇到此种情况，必会另寻治法。吴又可却不然，他仔细辨析患者脉症，认为“下证悉具，药轻病重也”。他非但不改方剂，反而将方中大黄增至一两五钱，患者连服半月得以痊愈。吴氏辨证用药之妙、识理之真，由此可见一斑。

提出 “戾气说”

吴又可结合自身治病经验与体会，大胆提出“戾气”致病理论，这在世界传染病思想史上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他强调瘟疫与伤寒不同，明确指出“夫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又可认为，“戾气”是与六淫之邪有本质区别、且具备一定物质基础的致病因素。受限于当时的科学条件，他无法借助显微镜等手段明确“戾气”即是细菌、原虫、病毒一类病原体，但他敢于断定：“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 进一步肯定“气即是物，物即是气”，明确指出“戾气”具备物质基础，瘟疫流行，源于当时尚未被认知的物质。这一认识可贵且具备唯物色彩，推动了我国传染病学的发展。在长期与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他观察到不同地域、不同季节的瘟疫，临床表现不尽相同。依据各异的临床表现，他推断存在不同的“戾气”作祟。

“戾气”引发的病症，临床症状又多有相似。因此他进而指出：“戾气”具有传染性，其气来袭，如同徭役分派，波及众人，“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此前医家认识多尊崇《内经》《伤寒论》，大多认为病邪由皮毛侵入人体。吴又可则主张：“疫者，感天地之疠气…… 邪自口鼻而入。” 这一认识相较前人有巨大进步，正确揭示了呼吸道、消化道及多数传染病的感染途径，推动了预防与治疗手段的改良。吴又可这一观点，对后世叶天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温病学说启发极大。

关于传染病病机，吴又可提出：“疫者，客天地之……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内经・疟论》所云横连募原者也。” 他还说：“瘟疫之邪，伏于募原，如鸟栖巢，如兽藏穴，营卫所不关，药石所不及。至其发也，邪毒渐传，内入于腑，外混于经，营卫受伤，诸证渐显，然后可得而治之。” 此处着重强调募原在瘟疫发病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此外，吴又可还指出，感受疫邪之初，常常可以没有外在症状，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潜伏期；待到疫邪侵扰营卫，才会显现表里各类症状，此时施治才有靶向。该观点打破伤寒六经传变的固有认知，为其创制新方确立理论依据，也为后世温病学派的兴起拓宽了思路。

创立 “达原饮”

吴又可认为，伤寒与瘟疫有着本质区别；但疫邪溃散之后，或浮越于三阳，或内结于胃腑之时，表现出的症状往往和伤寒相近，临证必须仔细鉴别，才能药到病除。为此，吴氏提出要从流行病史、发病过程、传变机制、病势缓急、治疗效果等方面加以区分。

他说：“伤寒投剂，可汗而解；时疫发散，虽汗不解。伤寒不传染于人，时疫能传染于人。伤寒之邪，自毫窍而入；时疫之邪，自口鼻而入。伤寒感而即发，时疫感久而后发。伤寒汗解在前，时疫汗解在后。伤寒投剂，可使立汗……伤寒邪感在经，以经传经；时疫之邪，内溢于经，经不自传。” 由此可见伤寒与瘟疫的区别。“其所同者，伤寒时疫，皆能传胃，至是同归于一，故用承气辈导邪而出。要知伤寒时疫，始异而终同也。”

吴又可创制“达原饮”一方治疗瘟疫，目的是促使邪气尽快从募原溃散，实现表里分消，此方惠泽当时，亦惠及后世。

方中槟榔能消能磨，为疏利气机之品，可除伏邪，亦治岭南瘴气；厚朴同样疏利气机，可破“戾气”郁结；草果辛烈气雄，辛散以祛除潜伏之伏邪。三药配伍协力，疏利气机，直抵病邪巢穴，促使邪气溃散，速离募原。方中复用知母滋阴，瘟疫之邪属性温热，易耗伤津液。热邪耗伤营血，故加芍药和血；黄芩清泻未尽燥热；甘草调和诸药。全方虽仅七味，却可调畅气机、透达募原，是治疗瘟疫邪伏募原的主方。

倘若瘟疫之邪已经散漫，则要依据邪气所处部位采取不同治法。若脉长洪散、大汗大渴、周身发热，说明邪气已离开募原，里热散漫，病机与伤寒阳明气分证一致，仍可用白虎汤辛凉解散。若邪气透至胸膈，症见满闷心烦喜呕，欲吐不吐，或虽吐而不得大吐，腹中不胀，欲饮不能饮，欲食不能食，提示募原之邪向外溃至胸膈，病位在上，可选用瓜蒂散涌吐疫邪。如果瘟疫之邪入里，出现可下之证，即可使用下法。

吴又可创立瘟疫学说，构建起较为系统的温病辨证论治框架，提出一系列崭新学术见解，丰富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温热病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