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取录是清代科举制度的核心原则，贯穿童试、乡试、会试等各级考试，核心是将科举应试竞争限定在固定行政区域内。其中，童试以州县为单位分配入学名额，乡试以省份划定录取额度。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为彻底解决部分省份无人考中进士的“脱科之省”问题，清廷正式推行会试分省取录制度。朝廷参照各省应试举人的实际数量，由皇帝最终核定各省进士录取名额，虽每科数额略有浮动，但整体与各省乡试录取规模直接挂钩。与此同时，清代翰林院人才选拔，也长期注重全国各省的地域均衡，保障各地文教人才的晋升通道。

在清代科举人才体系中，“五贡”是介于秀才（生员）与举人之间的重要人才群体，包含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五类。其中，拔贡、优贡、副贡以省份为单位择优录取，名额稀缺，清廷依据乡试配额将全国省份划分为大、中、小三等，分级核定录取数额。岁贡、恩贡无需专项考核，按照学子年资依次增补，各州县均有固定名额，但社会认可度和仕途前景，整体低于拔贡、优贡、副贡。由此可见，乡试中额是清代区域科举人才分布的核心枢纽，不仅决定各省举人的产出数量，更直接影响各类贡生的配额，掌控着地方科举人才的发展格局。

光绪元年（1875年）朝廷批准陕甘分闱之前，陕西、甘肃长期合并举办乡试，同属一个科举单元。作为“中省”，这片广袤的西北疆域，乡试固定中额仅61名，名额资源十分有限，不仅远低于顺天102名、浙江94名、福建85名的录取规模，即便与云贵桂等偏远省份相比，也存在明显差距——属于“小省”的云南、贵州、广西，乡试中额分别达到54名、40名、45名。

据学界统计，有清一代甘肃进士中式343人、举人1765人，优贡、拔贡、副贡合计1205人，各类科举人才总量位列内地十八省末位。在清代科举体系中，殿试一甲三名俗称“三鼎甲”，二甲第一名称“传胪”，皆是科举选拔中的顶尖人才，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将这类顶尖人才与会元统称为科举“首选”，书中明确记载清代“甘肃省则首选皆无之”。不难看出，清代甘肃文教发展长期滞后，而科举制度的地域性配额限制，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之一。

乾隆年间，朝廷曾两次驳回陕甘分闱的奏请。部分学界研究者认为，清廷此举暗藏深层治理考量，意在保留甘肃本地的“尚武”民风，适配西北边疆戍守的战略需求。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清朝秉持独特的治国理念，对蒙古、南疆等边疆藩部实行因俗而治的政策，同时对八旗子弟研习汉文化始终保持审慎态度，边疆治理兼顾军事稳固与风俗维系。

传统语境下的边疆，不仅是地理疆域概念，更兼具民族、人文、社会多重属性。边疆地区地处国土外缘，多民族杂居共处，经济发展与文教水平整体落后于中原内地。在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传统教育归属于“文治”范畴，核心功能是教化民众、规整风俗、凝聚人心。因此，文教的兴衰直接关乎地方治乱安定，是传统王朝边疆治理的核心要义。

清代长期实行的分省取士制度，为陕甘分闱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依据，而陕甘分立的行政建制，则是分闱落地的行政基础。左宗棠力推陕甘分闱，其核心初衷，是通过振兴西北科举、培育本土人才、兴盛地方文教，以文治巩固边疆治理根基，推动西北边疆从军事戡乱走向长治久安。陕甘分闱的落地实施，彻底扭转了甘肃科举发展的被动局面，为甘肃近代文教崛起、人才涌现奠定了重要基础，也成为清代大一统格局下文教治边、因地制宜治理边疆的典型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