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湘江一役，红军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急境地。

此时，“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仍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国民党军已在沿途布下重兵包围圈，若执意前行，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风险。血的教训表明，错误的军事指挥与战略路线，已成为党和红军生存发展的最大阻碍。

生死关头，党内正确力量逐步凝聚。长征途中，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同行随军，朝夕间深入交流，结合五次反“围剿”的成败得失，系统剖析“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弊端，形成了批判错误指挥方针的共识。张闻天后来回忆，这一路的思想探讨与共识，凝聚起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内力量，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周恩来的思想也发生深刻转变。在通道、黎平、猴场等系列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战略主张。其主持召开的黎平会议，果断否定了北上湘西的错误计划，决定红军转兵贵州，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条件。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柏辉章公馆召开，这场会议成为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历史转折点。

会议伊始，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他片面强调反动势力强大、白区斗争配合不足等客观原因，回避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误，未能回应全军关切，引发与会同志普遍失望。

周恩来随后作副报告。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教条主义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并作诚恳自我批评，同时严肃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会议深入纠偏打开了局面。

按照会前商定，张闻天作针对性发言，系统批判博古、李德脱离革命实际的军事教条主义错误。

毛泽东随即发言，以前四次反“围剿”胜利与第五次惨败的鲜明对比，直指问题核心。他指出，李德等人独揽军权、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照搬书本与外来经验，完全脱离中国革命与红军作战实际，是根据地丧失、红军受挫的根本原因。这一发言切中要害，得到多数与会同志的认同与支持。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朱德也态度坚决地严厉追责临时中央的指挥失误，痛斥教条主义领导排斥正确经验、造成重大牺牲，明确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局面。

周恩来的发言至关重要。他从革命大局出发，全力推举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强调唯有纠正教条主义错误、改组领导体系，红军才能摆脱困境，中国革命才能继续前进。

会议也存在不同声音。凯丰为博古、李德辩解，质疑毛泽东的作战方式。对此，毛泽东后来结合实践深刻指出，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绝不能机械照搬书本；马列主义是行动指南，绝不能沦为脱离实际的“书本子主义”。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通过翻译听取发言。面对普遍批评，他虽曾自我辩解，但在事实面前理屈词穷。

经过三天严肃讨论，会议作出历史性决策：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军事指挥“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当时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中断，这次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身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重要会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历史自觉。

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后，全军士气为之一振，如拨云见日般重燃胜利信心。朱德赋诗抒怀：“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1935年的遵义冬日，三天的思想交锋与自我革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航向。自此，党和红军在正确领导下重整旗鼓，冲破重重险阻，踏上了通往胜利的崭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