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东南部地处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交汇地带，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早期农耕文明的核心区，是中华文化赓续绵延的根脉原点。早在八千年前，史前文明的曙光已在秦安大地湾悄悄燃起，六大“中国最早”遗存（即最早的旱作农作物标本、最早的彩陶、最早的文字雏形、最早的宫殿式建筑、最早的“混凝土”地面和最早的绘画）有力印证中华文明的悠久起源；时至五千年前，华夏文明的初始风貌在西峰南佐已经清晰呈现，原始宫殿规制成型、先民耕织繁衍不息，早期国家的雏形已然形成。大量的史料记载和遗址遗迹相互印证，共同构筑了华夏文明的源头体系，也确立了“根”作为陇东南最深的文脉特征在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的鲜明坐标。梳理发现，这种“根性”特征至少有五个：

一、人文始祖：文明之根

伏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本源文化。以秦安为中心的天水地区，曾经是伏羲及其部族先民长期生活的主要地域，现留存有大量伏羲女娲及其部落活动的遗址遗迹、史料记载和远古传说，是名副其实的羲里娲乡、始祖故里。比如有现存专门祭祀伏羲的庙宇伏羲庙，有伏羲画卦的卦台山，有女娲祠、羲皇故里的砖刻、牌坊、白蛇匾等古遗迹，有风沟、风谷、风台等与伏羲“风姓”有关的地名，等等。这些遗址遗迹穿越千年，揭开了华夏先民在陇原大地耕织繁衍、创造文明的历史面纱，佐证了天水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厚重文脉。

大地湾遗址的考古发现，将中华文明的起点从公认的五千年向前推进到了距今八千年前，同时也为挖掘研究伏羲及伏羲文化提供了有力的考古学证据。大量的考古研究发现，大地湾遗址与有关伏羲氏族的传说故事及史料记载多有吻合，两者在地域空间与存续年代上双双重叠，为探寻中华文明本源之谜创造了有利条件，成为考古学与历史文献、神话传说三者之间相互印证，并取得成果的成功先例。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的伏羲，以创世之举和“开天明道”之功画八卦、结网罟、取火种、兴嫁娶、制历法、创乐器、造书契，奠定了几千年华夏文明繁荣昌盛、绵延不息的根基，被万世子孙所敬仰，尊称为“人祖”“人宗”“人皇”“羲皇”“龙祖”等。伏羲及其部族先民在发展壮大和探索迁徙的历程中，所形成的这一系列文明创造，涵盖生产生活、社会秩序、思想认知、人文规范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诸多领域，是伏羲文化作为本源文化最为集中的生动载体。可以说，伏羲一画开天、文明肇启，是引领远古先民挣脱蒙昧混沌、开辟文明纪元的人文之根。

二、岐黄故里：中医药之根

庆阳是中医鼻祖岐伯的故里，也是岐黄中医药文化的发祥地。早在旧石器时代，地处华夏版图中心地带、黄土高原腹地的陇东庆阳地区就已经有了远古先民繁衍生息的足迹。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庆阳境内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和文化创造有了更为丰富的发展，孕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远古文化，为华夏文明的萌生积淀了坚实人文基础。岐黄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孕育萌生的，它以天道、地道、人道相融共生的生命大道为核心内涵，系统阐释生命的本源、构成与运行规律，涵盖天文地理变化、人的生老病死、精气神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诸多范畴。其精华则是中医药文化，即医道，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支撑，总结上古医学理论与临床经验，融汇先民朴素哲学智慧，系统阐释人体生理机制与病理演变规律，形成了指导疾病诊疗、养生健体的完整理论体系，成为中医药文化重要的思想源头。

相传在上古时期，北地（今庆阳）先贤岐伯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相会于庆阳岐伯岭，谈医论道、推演阴阳，共同探究天人生命之理。二人的经典对话思想经后世整理、充实和传承发展，形成了中华医学元典《黄帝内经》，成为岐黄文化的标志性典籍。《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一部医书，被后世尊为“医家之宗”，而回答黄帝发问的岐伯，被后世尊称为华夏中医始祖。大量的史料记载和考古研究发现，岐伯就诞生于庆城县葛崾岘乡青龙嘴，且有岐伯庙、岐伯洞、《黄帝内经》碑林等诸多古迹遗存为佐证，充分说明了庆阳作为岐黄故里的历史渊源。时至今日，这些遗存静静守望着岐伯与黄帝那场开启中华医学文脉的经典论道，成为海内外华人探寻中医药根脉的精神高地。

三、周道之兴：礼制之根

“庆阳亦是先王地，城对东山不窋坟。”夏商更迭之际，因太康政衰、去稷不务，周人首领不窋失去农官之职，便率领族人迁至古称“北豳”、素有“戎狄之地”之称的庆阳区域。迁居陇东后，不窋恪守祖训、传承基业，教民稼穑，务农课桑，开启了陇东先周农耕文化的先河，是周部族孕育形成、发展壮大的核心奠基人。其孙公刘接续祖先遗志，“修复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农耕有了规模化发展；同时“始择善地而迁，立法定制以垂永久”，为周朝的建立和礼制的定型筑牢了坚实根基，“周道之兴自此始。”这个“道”，就是周人治国安邦、济世安民之道，承载着周族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

“周道之兴”不仅开启了先周农耕文明，更是中华礼制文明的重要源头。不窋继承和发扬先代的美德，守以惇笃，奉以忠信，同时纂修其绪，修其训典，用来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言行，调节人际关系。公刘迁豳之后，确立“君宗合一”（食之饮之，君之宗之）及宴饮秩序，使周人在祭祀、宗法、礼制等方面有了制度安排，对牺牲种类、规格、等级、仪式程序、政治功能等有了明确规定和要求，比如“于京于斯”蕴含着都邑、集体厅堂（礼堂、明堂）、祭祀活动的神圣性；“君之宗之”体现着公刘君主与宗族长的双重权威性。到了西周时期，为了稳固政权根基、规范社会秩序，周公旦主持“制礼作乐”，对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古礼损益革新，制定了一套涵盖政治、军事、社会、伦理、祭祀等领域的完备典章体系。这套体系的核心是以“礼”定秩序、以“乐”和人心，从而使天下各阶层各安其位、各循其道。依托这套礼乐体系，尊尊亲亲的核心伦理准则得以确立，天子诸侯、君臣、父子、庶民之间的行为仪轨得以规范，夯实了西周王朝的统治根基，也预示着系统完备的中华礼制文明臻于成熟。可以说，“周道之兴”在中华民族国家治理演进、文化认同熔铸、民族精神赓续、道德伦理构建、价值追求涵养及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的形成方面，具有“根”和“源”的重要地位，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礼制之根。

四、秦起西垂：大一统之根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灭齐，结束了春秋以来数百年诸侯争霸、列国纷争的动荡局面，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王朝。秦国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正式拉开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发展进程的序幕。秦王朝虽然很短暂，但统一前的秦国确有长达5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及甘肃境内秦历史遗存的考古发现，自中潏到非子，先后有八代秦人主要活动于西汉水上游的陇右一带。早在商末周初时期，秦人先祖中潏及其子孙就为商王“在西戎，保西垂”；周孝王时，非子为周养马有功被封为附庸，并“邑之秦”；公元前824年，周宣王任命秦仲为大夫，令其率军攻打西戎，秦仲伐戎阵亡后，其长子庄公即位并击败西戎，受封西陲大夫，获赐犬丘之地，并将都城从秦邑迁至西犬丘，进一步巩固了秦人在陇右的基业；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秦庄公之子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国建立。秦人凭借抵御和征伐西戎的卓著功勋，西垂逐渐成为其主要栖居地。从天水甘谷毛家坪遗址的发掘及清华简反映的秦人西迁历史都表明，西垂的大致范围在甘肃东南部一带，进一步印证了“秦起西垂”、兴起于陇右的真实性。

“百代皆行秦政法”，秦朝虽然短促，但其所孕育形成的政治文化深刻塑造了此后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秦人在兴起、壮大、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同心的团队意识和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这些宝贵品格和特质，对秦帝国建立及后来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影响。

五、硕果仅存：走向胜利之根

地处黄土高原腹地的庆阳，不仅迎接了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诞生和到来，而且一次又一次拯救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与危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走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汲取在甘肃正宁寺村塬、陕西耀县照金创建革命根据地受挫的经验教训，最终在乔山山脉中段，成功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拥有20多个县级红色政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拥有30多个县、百万人口的陕甘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相继到达陕甘根据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会师。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在这里落脚后，根据地又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继而转变为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大本营。可以说，南梁“这片热土孕育了革命，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