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是河西走廊最厚的底色

甘肃省政协研究室

汉代张骞凿空西域，河西走廊跃升为联结我国东西南北的枢纽。甘肃省政协研究认为，甘肃在中医药、中国人形成发展中具有独特地位和突出贡献，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等角度看，甘肃东部最深的特点是“根”，河西最厚的特点是“融”。这一概括精确恰当，视角新颖。河西走廊南依祁连山，北临大漠，贯穿东西的川谷形似长廊，长1000多千米、宽200多千米。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至少有六个“融”的贡献。

一、融在场域相通：天然走廊提供了共有的生存场所

祁连山常年积雪和冰川形成诸多水源、河流，滋养着低洼地带，形成一片片绿洲。自古以来，这里就有众多民族繁衍生息。秦汉时期，先后有数十个民族进入河西走廊，这里一度成为多民族竞相登场、角逐的大舞台。汉武帝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后，“移民实边”，汉族大量迁入，开启‌胡汉一体、农牧混居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羌、氐、突厥等民族内迁河西走廊，与汉族一起生产生活，文化上相互吸引，出现大规模‌族际通婚。比如，敦煌壁画与嘉峪关画像砖上，多见“帐居听胡乐”的民生百态。‌隋唐时期，唐廷通过与吐谷浑、回纥、粟特（昭武九姓）等上层和亲（如弘化公主嫁吐谷浑可汗）、实行羁縻政策等，促进各民族交流，加强民间商贸，汉语成为河西走廊的通用语。‌宋元明清时期，党项（西夏）、吐蕃、蒙古、回族进入，各族群众“和同为一家”，敦煌文书中汉藏文契约、多民族参与的宗教活动记录，可见各民族日常交往的密切。明清时期，屯田政策固化多民族混居形态，裕固族、哈萨克族等形成独特地域文化。这种在同一场域扩大着再生产的过程，就是各民族族源不断交融发展的过程。发展到今天，河西走廊形成了以汉、回、满等民族主要在绿洲区域从事农业，藏、裕固、哈萨克、蒙古等民族主要在草原区域从事牧业的分布格局。

二、融在血脉相连：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骨肉联系

河西走廊的自然环境对从事生产劳动具有一定制约作用，仅靠少数人和单一的族源，无法发展壮大。各民族在生产、劳动甚至战争过程中，为了取得最大效益，必须联系、组织、团结起来，这倒逼劳动、生产、社会活动由分散趋于集中、由个体发展为集体、由一个民族发展为多个民族，这也是族源关系不断扩展的过程。从已发现的考古遗存看，诞生于甘肃中部距今4000多年的齐家文化，影响范围已达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世居民族有汉、匈奴、羌族、月氏、乌孙、鲜卑、吐谷浑等，今天居住和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汉族、藏族、裕固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土族等，族源上与他们有直接的关系。‌血缘的融合、族群界限的打破，使今天这里居民的基因与文化习俗呈现混合特征，方言、饮食（如面食与羊肉结合）体现多元的特色。当血缘关系一旦与生产关系、文化交融相结合，就会改变民族构成，逐步形成多民族的共同体。

三、融在文化相通：形成多元一体、互鉴融通的格局

河西走廊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进化史。这里具有多种文化融合发展的鲜明特色，不仅有游牧、农耕和商贸文化，儒家、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也在这里融合。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献中，就有许多外来文化包括波斯、中亚文化的记载。比如，莫高窟4.5万平方米壁画中，既有中原工笔重彩，也有犍陀罗风格；既有佛教庄严神圣，也有道教飘逸洒脱；既有汉族帝王将相，也有少数民族人物形象。“五凉”时期，“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儒学进入河西走廊。建于前凉时期的武威文庙，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和北京孔庙，为全国第三大孔庙。“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景象，与武威西夏碑上汉文、西夏文对照的碑文，佐证了这里文化的深度融合。此外，河西走廊也是宗教东传的通道，来自印度的佛教和来自中亚的伊斯兰教通过这里传入中国。鸠摩罗什通过这里到长安传播佛教，许多佛经是鸠摩罗什在河西走廊时翻译的。祆教、拜火教等，也通过河西走廊影响内地文化发展。当然，河西走廊的主流是汉族文化，一段时间，“寺必有茶，教必有茶，禅必有茶”，就是内地传入的。在‌多民族迁徙、杂居、通婚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文化认同、互鉴，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四、融在信念相同：具有缔造大一统国家的内生动力

河西走廊处于战略要冲，各民族都想占为己有，以东进西出，为此历史上围绕河西走廊的“胡汉之争”“胡汉共治”局面频繁出现。西域的凿空和河西四郡的设立，开发河西走廊成了国家战略，汉政权通过屯田等措施发展农牧业生产，通过互市发展边疆贸易，使河西走廊与内地、西域与中华的交流交融进一步加深。各民族在共同守卫祁连山生态屏障，共同与大漠相斗中，逐步形成“守望相助”的集体意识。主要政权的统治阶层和中原地区的士人关于“天下”的想象，也不再是局限中原一隅。东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政权与氐、羌、匈奴等民族和谐相处，以单一民族为基础的政权成为各民族共治的政权。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匈奴、氐、羌等少数民族都建立了有影响力的政权，但始终以“中华正统”自居。比如，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将佛教圣地与中原山水融为一体，画面中往来的各族商旅、僧俗，展现了“天下一家”的景象。唐代哥舒翰驻守河西，“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传唱着各民族共同保卫边疆的壮志。1247年，蒙古王子阔端与西藏萨迦派领袖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会盟，宣告吐蕃归属蒙古汗国，西藏至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选择在这里会盟，具有“一统六合”的象征意义。这些历史记忆，将爱国如家、保家卫国的观念深植心中，体现着各民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归属感。河西走廊成为推动大一统国家形成的纽带，当政权处进取状态时，这里是进入更广大世界的通道；当政权处颓势时，这里则是得以自保的屏障。

五、融在经济相依：各民族共同开发建设河西走廊

从出土文物看，自西汉以来，各民族在生产过程中的协同性、互助性已经普遍。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融合了中原青铜技术与西域游牧文化。“起源于公元5世纪的南北朝时期的‘茶马互市’一直延续到清代。”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文物中的契约、收据、借款和还款记录，表明了这里商贸经济的活跃程度非同一般。元代，蒙古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将俘获的大量异域能工巧匠，通过河西走廊向东安置，专事武器的修缮和制造。河西走廊是动荡时期的绿洲，以河西走廊为通道，农耕文明与游牧技术在这里实现了互补，内地的小麦种植、青铜冶炼技术与周边少数民族畜牧经济实现了双向流动，一片片绿洲农业支撑起贯通东西的商贸网络。也通过这条通道，中亚、西亚的文明技术一步步进入内地。河西走廊发展到今天，归功于各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

六、融在情感相连：和谐共处、守望相助始终是主流

“‌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中央政府在治理河西走廊中，格外注意协调各民族的关系。秦汉政权通过设郡方式，把河西走廊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因其故俗”进行治理，使各民族都有归属感和公平感。比如，东汉初年，匈奴遭受自然灾害，汉王朝调拨救灾物资，协助匈奴度过经济社会困难。此后，历代中央王朝坚持“守边备塞、劝农立本”，通过屯田、移民、安置、戍边、通婚、改制等政策，开发河西走廊，促进各民族交融发展。比如，汉朝、唐朝对移居河西走廊的汉族，提供房屋、耕地、耕具、种子、农畜等基本条件，吸引戍边军人、商人等定居发展。各少数民族在中央政府长期管辖之下，习惯了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体系，也习惯生活在各民族共同发展之中。比如，舞台剧《丝路花雨》以盛唐时期为背景，以敦煌壁画为素材，通过画工神笔张和歌伎英娘父女俩的艺术形象，描述了内地与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与西域、汉族与波斯商人伊努斯之间的交往。这些交流交融，不仅使各民族在河西走廊找到自己的归宿，确立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使各民族都在相互成就中得到了发展进步。

总之，河西走廊是民族融合的大舞台，各民族是在河西走廊由多元聚为一体，逐步形成共同体。一部河西走廊发展史，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奋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