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1935年11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博古任主席，成为1935年11月至1937年4月西北革命根据地最高红色行政中枢。但长期以来，一些长征和陕甘革命、陕甘宁边区史料、纪念文稿和研究文章，存在一个明显的叙事断层，即往往以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作为西北红色政权的起点，对1935年10月至1937年9月近两年的建政历史不甚了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成立后，全面承接中央苏区迁来的政权体系，统揽陕甘苏区党政民政、土地革命、地方建政、后勤支前、苏区治理全部工作，迅速形成了层级清晰、辖区明确、县域完备的建制体系，完成了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转移、政权重建、区域整合与制度转型。这些行政建制和工作，也是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根基与制度母体。若缺失这一段历史，长征收官、根据地巩固、东征西征拓土、山城堡决战御敌、三边盐池建政、西安事变前后战略缓冲等重大历史脉络，都将出现断裂，无法形成完整、严谨的历史逻辑链条。

1935年10月至1937年9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行政建制，大体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国共第二次合作之前，形成“三省两特区”完整建制。

其一，陕北省苏维埃政府（1935.11—1937.4）。西北苏区核心腹地，党中央、中央军委长期驻扎区域，驻地瓦窑堡，管辖陕北20余县及神府特区、东地区办事处大片巩固苏区，承担保卫中央机关、巩固核心苏区的战略功能。1935年11月，郭洪涛任首任省委书记；1936年冬，‌马明方接任省委书记。‌‌1936年3月，马明方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霍维德任副主席。

其二，陕甘省苏维埃政府（1935.11—1936.5，后短暂复设）。管辖陕北以南、甘宁交界东部区域，驻地先后设于下寺湾、套洞镇、吴起镇刘家渠村，下辖华池、富县、甘洛、红泉、宜川、中宜等县及关中特区。1936年5月因根据地格局调整撤销，辖区并入陕北省，完成了陕甘边境苏区的整合统一。1935年11月至1936年5月朱理治任省委书记，1936年12月至1937年4月李维汉任省委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先后由王生玉、李生华、朱开铨担任，恢复建制后刘景范任主席（1936. 12—1937. 4）。

其三，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1935.10—1937.10）。地处陕甘边界咽喉地带，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新正（今甘肃正宁县）、新宁（今甘肃宁县）5个县苏维埃政府，‌‌是苏区“南大门”，长期承担南线警戒、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为后来关中分区的前身。1936年2月，习仲勋一下关中，任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1936年9月，习仲勋二下关中，奉命恢复关中特委工作后任书记，1937年10月特区改为关中分区党委后，他继续担任分区书记。1936年1月，‌秦善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1937年4月后由‌霍维德‌接任。

其四，神府特区苏维埃政府（1935.10—1937.4）。这块根据地由1933年王兆相受党组织委派从陕甘边回到陕北后参与创建，包括神木、府谷、佳县，独立成建制，承担稳固陕北最东北部边境防线任务。1935年10月，杨和亭任中共神府特委书记。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进入神府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三次“围剿”。4月，神府特区抗日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乔钟灵任主席。

其五，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1936.5—1937.4）。1936年红军发起西征战役，解放宁夏盐池、甘肃环县、曲子、豫旺、惠安堡、甜水堡等大片新区，苏区版图大幅向西拓展。为统管新解放的甘宁边境广大新区，1936年5月设立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为西北办事处新增省级建制，下辖盐池、定边、安边、环县、曲子、豫旺、固北、元城、黑城等11县，驻地先后设于曲子、河连湾，李富春任省委书记，马锡五任政府主席。盐池建政、三边苏区成型、环县曲子成为前线指挥腹地、萌城—山城堡阻击防线成型，均在陕甘宁省苏维埃政权框架之下，这也是1936年山城堡大捷、阻击胡宗南北上、保卫中央苏区最关键的行政区支撑。

至此，西北办事处下辖陕北省、陕甘省、陕甘宁省三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加关中、神府两大特区，形成层次完整、疆域辽阔、军政一体的西北红色根据地，彻底完成了长征之后革命大本营的落地、扎根与壮大的任务。

第二阶段，国共第二次合作启动后的陕甘宁边区（1937.5—1938.1）。

随着民族危机空前加深，国共第二次合作启动，为践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承诺，1937年5月，西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体系整体改制，更名为陕甘宁边区。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国内战局剧变，为适配战时行政体系、争取合法行政区地位，1937年9月6日，陕甘宁特区政府正式改组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此次改制取消苏维埃工农专政体制、停止土地革命、实行抗日民主普选、吸纳各阶层抗日力量，政权从“土地革命政权”正式转向“抗日民主政权”，但诸如边区跨陕、甘、宁三省疆域，必须直属国民政府行政院管辖，作为中央直辖特别行政区，绝不拆分、绝不划归陕西省地方政府管辖等我方核心政治诉求始终明确，保全了完整的革命根据地版图与独立治权。林伯渠任改组后的政府主席，张国焘、高自立、李鼎铭、刘景范先后任副主席。首府设在延安，辖陕西省15县、甘肃省6县、宁夏省2县等23个县以及神木、府地区，面积12.9万余平方千米，人口150万。这次改制是我党为促成全民族抗战主动作出的重大政治让步，是一次根本性制度转型。

期间，曾有两个陕甘宁特区政府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团结抗日，经与国民党政府多次谈判，1937年3月，我们党将陕甘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到1937年5月改回陕甘宁边区）。第二个阶段，由于国民政府始终回避正式发文承认边区合法地位、拒绝拨付行政经费、试图将边区下放陕西省管控、伺机分割蚕食根据地，为进一步释放统战诚意、推动国民政府履约，我们党再次作出策略性让步，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短暂回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

在我们党两次主动更名、多次让步的前提下，国民党方面始终不肯承认边区直辖地位、持续加紧经济封锁、不断制造边境摩擦，让步并未换来团结抗日的对等诚意，为此，1938年1月，党中央正式恢复“陕甘宁边区政府”名称并永久固定使用，不再在名称建制上作出妥协，边区建制自此稳定，直至解放战争时期，林伯渠仍任政府主席。从此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建成全国模范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中心，八路军、新四军等敌后战场抗日武装的指挥中枢和总后方。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继续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里成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从以上政权演变脉络可以看出：从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时期的三省两特区苏维埃体系，到第一次陕甘宁特区政府，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再到短暂复归特区、最终固定边区建制，前后跨越完整两年。这两年是长征落地扎根、根据地定型、军政体系重建、统战政策转型、从土地革命全面转向抗日战争的关键过渡期。陕北不仅是长征的落脚点，更是中国革命大本营重建、制度转型、战略重生的核心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