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岁月里，“中国工农红军”这一称号承载着无数革命者的热血与征程。这支由中国共产党亲手缔造的人民武装，从最初的工农革命军起步，历经数次名称演变，最终敲定专属番号，走过了一段曲折又光辉的定名之路。

1927年，大革命浪潮骤然逆转，这一年成为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转折点。这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弃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与工农群众，白色恐怖瞬间笼罩大江南北，无数革命志士倒在血泊之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清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醒悟：想要守住革命火种，就必须建立完全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的枪声划破夜空，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两万余名北伐军将士发动起义，一举攻占南昌城。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支起义部队依旧沿用国民革命军的旧番号，没能鲜明凸显党独立领导武装的属性。起义部队随后南下转战，途中接连遭遇强敌围追堵截，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受重创。所幸朱德、陈毅沉着收拢起义军余部，艰难保存下珍贵的革命骨干，部队并未全军覆没。

时隔一月，9月9日，毛泽东遵照八七会议确定的武装暴动方针，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不同，此时的毛泽东已然看清，国民党早已沦为军阀势力的代表，青天白日旗帜早已在民众心中失去信仰。因此，秋收起义部队第一次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也是我党领导的武装首次拥有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的专属称谓。

几乎同一时期，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相继举起武装起义的火炬。不过，当时各根据地分散作战，缺乏中央的统一领导与统筹，各路革命武装的名号十分杂乱：有的还在沿用国民革命军旧称，有的自称农军、农民革命军，还有工农自卫军、土地革命军、工农讨逆军等五花八门的叫法。称谓的混乱，既是革命初期力量分散、组织尚未成熟的体现，也让统一军队名称变得迫在眉睫。

1927年11月13日，湖北黄安（今红安）、麻城两地的农民自卫军，在党组织领导下发起黄麻起义。起义将士奋勇拼杀，顺利攻克被反动势力占据的黄安县城，随即建立起当地工农民主政权。次日清晨，县城旧县衙门前，一面缀着镰刀锤头的红旗冉冉升起，饱受压迫的百姓终于迎来翻身的曙光。

亲眼看着平日里欺压百姓的反动武装被农民自卫军击溃，目睹起义队伍严明的军纪与昂扬的斗志，当地名士、书法家吴兰阶心潮澎湃，当即挥毫泼墨，撰写一副对联贴在县衙大门前。上联：“痛恨绿林兵，假称白日青天，黑暗沉沉埋赤子”；下联：“克服黄安县，试看丹霄紫气，苍生挤挤拥红军”。整副对联巧妙嵌入绿、青、白、黑、赤、黄、碧、紫、苍、红10种色彩词汇，寥寥数语写尽时局冷暖与民众心声。更为重要的是，这是目前可考的历史文献中，首次以“红军”一词在民间指代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

这副对联很快在鄂东大地传开，“红军”的称呼顺着烽火传遍四方。当地百姓都发自内心地把这支起义队伍唤作“红军”。这一称呼起初只是民间自发的美誉，尚未成为官方正式番号，却饱含着普通民众对革命武装的信赖与期许。一个月后，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发动广州起义。起义总指挥部发布《红旗号外》，首次在官方正式文件里明确提出组建“工农红军”，同时公布军事主官任命：叶挺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当天，参加暴动的工农兵群众，便高举工农红军的旗帜投入战斗，这也是我党武装首次公开使用完整的“工农红军”官方称谓。

广州起义最终不幸失利，起义主力撤出广州城后，大部分队伍转战分散。突围而出的少量部队后来汇入东江革命根据地，后续随着根据地武装整编，依旧沿用了红军相关番号。尽管此次起义未能长久坚守，可“工农红军”这个响亮名号却就此传遍全国，各地革命武装纷纷开始自发沿用“红军”称呼，为日后中央层面统一全军命名铺好了根基。

1928年初，随着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不断深入，井冈山等地的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发布《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明确提出：在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推动各地红军配合协同、建立统一指挥体系。这是国际共运组织首次明确提出在中国建立统一红军武装的构想。

同年4月28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余部，以及湘南起义的农民武装抵达井冈山宁冈砻市，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革命劲旅合编，组建起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工农革命武装——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两军会师后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全军统一定名的时机已然成熟。

5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 军事工作大纲》，明文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这份中央文件，标志着全党正式统一各地武装的官方名称，全军统称红军。此后，中央又在6月4日专门发来指示信件，针对井冈山部队作出专项更名批复：“关于你们的军队，可正式改称红军”。依据这份专属指令，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更名为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完整规范番号，于1930年全国红军统一编制后正式启用。

从1928年6月开始，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工农革命军，陆续遵照中央通告统一改称红军。1930年初，中央军委制定《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正式确定全国红军统一使用“中国工农红军”全称；同年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召开，完成了全国红军番号、编制与名称的统一规范，各苏区主力武装随即全面启用该全称。这一命名既借鉴了苏联工农红军的建制称谓，更清晰锚定自身工农阶级的革命属性，扎根劳苦大众的群众根基。

当时的东北境内，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汤原游击队等少数抗日武装，曾短暂使用过地方自行授予的红军番号，该类番号未纳入中央军委统一的红军建制序列。东北绝大多数抗日义勇军、民间抗日武装，从未纳入中国工农红军统一建制。东北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后续沿革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直至1936年2月，才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不是直接由全国红军整体改编而来。

“中国工农红军”名称的确立绝非简单的称谓变更，而是中国共产党建军原则和政治主张最直观的集中体现。“中国工农红军”名称中的“工农”二字，鲜明地表明了这支军队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立场：它不属于地主与资产阶级，从头到尾都是为广大工农劳苦大众谋求解放的人民军队。红军转战各地，打土豪、分田地，帮扶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因此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赢得了全天下百姓的拥护。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胜利会师，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圆满落幕。随着国内外报刊广泛报道长征的英雄事迹，中国工农红军的威名远扬海内外。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但无论番号如何更迭，“中国工农红军”的光辉名号、长征铸就的革命精神，永远镌刻在党史长河之中，始终激励着后人沿着先辈足迹，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