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零零，一阵急促的闹铃声，把我从梦境中唤醒。我做梦了，梦见40年前摆在老家上房桌子上的闹钟响铃。

20世纪70年代末，老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刚上初中，学校离家远，早晚到校总把不准时间，不是早就是迟，尤其早晨迟到多，没少挨批、罚站。放学回家，我总抱怨是母亲叫得迟了。想着有个闹钟，上好闹铃，早晨叫我起床，那该多好啊！可一想5元的书本费也是向隔壁邻家借的，便不敢给父母张口，只好把这个小小的愿望埋在心里。

秋庄稼下来，家里种的洋芋丰收了。星期天早晨，我跟着父母和弟弟上地挖洋芋。父亲一镢头下去，刨出一嘟噜，大的像娃娃头。父亲满脸喜气，越挖越带劲，抬起胳膊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镢头抡得更欢了！母亲负责捡拾，我和弟弟提着笼子、背着背篓，来来回回，往停在地埂边的架子车上装。

秋日的天气，天蓝得又高又远。不知名的虫子在带露的草丛里唧唧嗞嗞叫个不停。山雀呼朋引伴，从一棵树飞向另一棵树。田野里成熟的庄稼和草木，在秋日艳阳下，黄一片、红一片、绿一片，尽情铺展开来，像一幅图画。美好的收获季节，一家人干劲十足，不曾歇息，不到正午，架子车就装满了，麻袋也满了。拉回家时，正好有辆门牌印着“兰州大学”的汽车在街上收洋芋，一打听，一斤一角钱。我赶紧撺掇母亲卖洋芋：“今年洋芋丰收，卖上些买个闹钟。”父亲接住我的话：“一斤一角钱，这一车子卖了，怕不够买个闹钟？”父母不知道闹钟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我见过供销社货架上摆着的闹钟，却没问过价。母亲摸着弟弟的头，望着父亲说：“娃娃念书，嫌我叫迟了、叫早了，我也摸不准，这孩子淘气得很，洋芋卖了就给买个闹钟。”

母亲从倒在院子里的洋芋堆里，挑出大的、光溜的洋芋。我用担子挑，弟弟用背篓背，来回几趟。我记得清清楚楚，过秤时一共280斤，卖了28元。我攥着钱的手兴奋得汗津津的，一路飞奔回家，把钱交到母亲手里，转身就跑去供销社。进门后，我有些局促地问闹钟的价钱：“同志，请问闹钟多少钱？”“钻石牌，7元8角。”听了营业员的回答，我像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又追问了一遍，才满怀喜悦地回家。母亲一听闹钟才7元8角，丝毫没有犹豫，伸手从炕席底下摸出8元钱。我拿上钱，又蹦又跳地往外跑，弟弟在后面边追边喊，让我等他，我头也不回，一溜烟就到了供销社。

营业员从柜台下取出装在盒子里的闹钟，对着自己的手表校准了时间，然后教我怎么拧发条、怎么上闹铃，最后问我记住了没有，我高兴得只顾点头。

闹钟的表盘亮晶晶的，有小碗那么大。镶着表盘的米黄色金属圆壳上方，有一弯不锈钢提手，两头各穿过一个不锈钢半圆盅，固定在圆壳上。两个半圆盅中间，有一个柄把插进圆壳与表盘背后的机关，连接着一个不锈钢小锤。预设的时间一到，机关会带动小锤左右快速击打小盅，发出丁零零的响亮声音。与提手相对，表盘下方的表壳上镶着两组八字撇开的小腿儿，那是闹钟的支架。我的眼睛紧紧贴在闹钟上，弟弟伸出的手还没有摸到闹钟，就被我一把打开。我如痴如醉、忘乎所以，自作主张地用买闹钟找回的2角钱，买了10颗水果糖。

我捧着闹钟，如获至宝。和弟弟噙着糖，一路兴高采烈地回了家，进门就把闹钟摆在上房桌子正中。父母凑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先是父亲开口：“闹钟买上了，要好好念书。”脸上堆满笑容的母亲指着闹钟说：“也不贵，还了隔壁的钱，还剩15元哩。”我掏出水果糖，母亲没有责怪我乱花钱，顺手剥了两颗，给父母一人一颗。我听见了水果糖在父亲嘴里转动的声音。父亲咂巴着嘴里的糖说：“买了闹钟、还了钱，剩下的钱多着哩，等到八月十五，称些羊肉、灌些蜜，美美的过个八月十五。”父亲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从蜜罐里淌出来的。母亲见父亲这么高兴，望着院子里剩下的洋芋说：“洋芋都挖回来了，把留种的、自家吃的窖够，再有收洋芋的，拣大的卖了，碎洋芋喂猪，过年把猪宰了卖掉，娃娃大了，手里得攒几个钱。”

这时，上房墙皮和屋顶上因艰难日子留下的灰暗，在嘀嗒嘀嗒的闹钟声和一家人甜蜜的话语里，顿时豁亮起来。照进上房门口的夕阳，落在地上，也格外耀眼。

40多年过去了，买闹钟、过那个美美的八月十五的情景历历在目。现在，手机闹铃代替了闹钟的声音。老家那只陪伴我初中生活的闹钟，早已尘封于过往的岁月，连踪影也找不到了，但它嘀嗒嘀嗒默默走动的声音和丁零零的闹铃声，仍然回响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