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悄然成立，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同年，党的早期领导人深感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决定创办一所专门为女性提供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不仅是为了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培养她们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也是为我党培育一批妇女干部。于是，“平民女校”应运而生，成为我党创办的第一所女校。

一

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动荡和思想变革时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但并未彻底改变社会的封建性质，尤其是妇女的地位依然低下。女性普遍缺乏教育机会，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仅限于家庭角色，女性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度极低。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妇女解放的呼声逐渐高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女性的教育和权利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独秀、李达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认识到，妇女解放是革命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党急需培养一批妇女骨干来领导妇运工作，以适应革命的需要。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教育提高女性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社会地位。因此，创办一所专门为女性提供教育的学校，成为我党的迫切任务。平民女校的创办，正是这一思想的实践。

二

平民女校的创办过程充满了艰辛和挑战。1921年秋，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在上海筹划创办女校。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办女校，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上海作为近代中国工业的主要发源地，工人阶级相当集中。这里纱厂多、烟厂多，自然女工也多，但因旧社会女子普遍文化程度较低，理解力和思想觉悟都不高，妇女运动的开展举步维艰。这正是我党领导妇女运动的绝好良机。另外，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我党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不能公开办学，而当时我党已经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女界联合会，正好可以以联合会的名义筹办平民女校，联合会的主要成员也可以充实到平民女校当中。为此，我党早期领导人李达让女界联合会成员、《妇女声》报的编辑王会悟去找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联系、商谈，以联合会的名义出面筹建平民女校。于是，1922年2月10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3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44号），我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第一所女校——“平民女校”。

为了扩大女校的宣传，党组织在1921年年底1922年年初，先后两次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报纸上公开刊登招生广告，“本校是我们女子自己创办的学校，专在造就一班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其得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这是平民女校刊登在《民国日报》上的招生广告。

之所以取名为“平民女校”，教员沈泽民解释：“是因‘平民’别于‘贵族’的意思，换句话说，是因为：第一，这是平民求学的地方；第二，这是有平民精神的女子养成所，希望平民女校发达起来，实现我们理想中所盼望的妇女运动之花。”平民女校校务主任（即校长）李达曾概括过女校的特点：“一、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工作部，替伊们介绍工作，使取得工资维持自己的生活，实行工读互助主义。二、为年长失学的女工设专班教授，务便于最短时间灌输最多知识。三、为一班不愿受机械的教育的女子设专班教授，使能自由完成个性。”李达还曾在《妇女声》刊物上撰文指出：“现在感觉知识缺乏的女子一天比一天多了，假使全国各大城市都能照样的把平民女学创办起来，使这类有觉悟的女子都能够得到求学的机会，那么，我想不上几年，真的女子解放的先锋队到处都要组织起来了。”他指出当时中国社会存在三类女子：第一，现在抱有热烈的求学欲望而无学校可入的年长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二，因为经济问题而不能求学的与不能继续求学的女子正不知有多少；第三，甘受机械教育而被教育机关摒斥的，或不甘受机械教育的女子也不知有多少。综观中国社会教育资源，“能够收纳这三项女子的学校，除了这创办的平民女校之外一个也没有。”因此，他热情洋溢地称赞“平民女学是到新社会的第一步”。

陈独秀也曾在报刊上发文宣传平民女校：“教育是改造社会重要工具之一……惟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冥中的晨鸡！”

三

女校的初期运作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资金问题，党的经费有限，无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为此，李达拿出自己的稿费，以每月50元的价格，为女校租赁了临时校舍。当时，校舍条件较为简陋，但设施齐全。校舍是“三间、两层、一客堂”的老式房子，正中客堂用于上课、会客和吃饭，东厢房是手工作坊，供学生摇袜和缝纫用，楼上也是课堂，东边则是学生宿舍。尽管条件简陋，但这些设施满足了当时的教学需求。

其次是师资问题，由于学校地处租界，政治环境复杂，许多知名学者不敢公开支持。然而，通过党的地下组织，他们还是成功邀请到了一些进步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平民女校的教师阵容是相当强大的，如语文教员邵力子，英文教员沈雁冰等。早期的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刘少奇、恽代英、高语罕、陈望道、沈泽民等都曾在学校任职或兼职。学校女教职员有高君曼和王会悟等人。平民女校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并相继由王会悟、向警予协助处理日常事务。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来女校授课的教师都是义务的，没有任何工作报酬。

四

平民女校的招生没有年龄和资格的限制，学生人数大约30人。这些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家庭，虽然年龄差别很大（从12岁到30岁不等），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从文盲到初中生），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向往革命，渴求真理，渴望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

女校的教学内容旨在全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学校设有学习部和工作部，学习部又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制两年。教员们大多是中共党员，义务兼课。高级班要求学生具备中学文化程度，由邵力子、高语罕、陈望道、张守白教授国文，李达教数学，沈雁冰、沈泽民教英语，周寿昌教物理、化学，李希贤教经济学，范寿康教教育学，陈独秀教社会学。初级班的教员包括王会悟、高君曼、张秋人、柯庆施等。

女校的课程设置包括基础文化课、政治理论课和实用技能课三大类。

基础文化课主要包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等科目，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基础知识水平。这些课程不仅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读写算能力，还通过历史地理的学习，拓宽她们的视野，增强对国家和社会的认知。

政治理论课是平民女校的特色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妇女解放理论、中国革命史等内容。通过这些课程，学生不仅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还深刻认识到妇女解放与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些课程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政治觉悟，使她们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实用技能课则包括缝纫、家政、护理等实用技能培训，旨在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这些课程不仅帮助学生掌握一技之长，还为她们未来的就业和独立生活奠定了基础。

女校内的名师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各有一套独特新颖的教学方法，给学生真正的素质教育。比如邵力子先生教授国文。他所选的国文，不是传统女学所授的贞节烈妇传、太史公之类的文章，而是从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说上所刊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等，和贵族女学的学习内容有天壤之别。陈望道曾经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的作文课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他说，先前的作文是重文字，像八股文之类，现在的作文是重意义的，鼓励大家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英语老师沈泽民，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英译本。陈独秀给大家讲授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数学教员李达，还专门为学生讲授马列主义课程。

除按规定讲课外平民女校还安排每周两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问题，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何要反帝反封建等，这在一般的女校中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等人都曾到女校演讲。年轻的张太雷、刘少奇等从苏俄回国后，也曾到女校演讲，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这极大地开阔了女生的视野。

女校还为无力求学的女子设置了工作部，给学生们介绍诸如缝纫、织袜、织地毯、织布等工作，让她们能够挣得工资维持生活，支持学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当年的女校学员、后来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钱希均（毛泽民之妻）在《我所知道的平民女校》一文中回忆：女校工作部分缝纫、织袜两个组，有12部织袜铁机，6部缝纫机，学生自愿参加，除了上课、休息天，一般就是下午做工，每次5小时左右。“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女校还为年幼、体弱的学生提供宿舍等。这种支持学生“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创新尝试，不仅解决了学生学习经费紧缺的燃眉之急，还把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当时女子教育发展的方向。

五

平民女校的学生生活充满了革命气息和集体主义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学生们不仅在校内认真学习，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和工人运动，从中接受了教育和锻炼。

女校的师生们经常参观工厂，调查女工生活；帮女工写家信，和女工交朋友，并向女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主张，鼓励她们同资本家作斗争。

1922年上海杨树浦日华商场工人罢工时，该校学生高举标语，上街宣传、募捐，支持工人罢工。为加强与纱厂女工的联系，该校还在工厂集中的叉带角一带开办一所平民夜校。

同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小西门召开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五周年大会，平民女校的学生也到会场散发传单，介绍苏俄民众的生活，介绍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情况。

学生在学习、生活以及具体的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妇女运动的中坚和骨干。

在社会实践中，学生们不仅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还深刻认识到社会的不公和妇女的苦难。这些实践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革命信念，使她们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骨干力量。

六

1922年底，由于办学经费拮据等原因，平民女校停办，部分学生后来进入我党领导的上海大学或上海附中学习。

平民女校虽然只开办了8个月，但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学校培养了一批享誉全国的学生，如参加长征的30名红军女战士之一的钱希均、著名女作家丁玲、教育家王一知等。女校学生就读期间先后参加过支援日华纱厂工人罢工活动和上海市学生组织的支援罢工工人募捐活动，在工人运动史上书写了珍贵的一页。更为重要的是，平民女校强调妇女积极投身到无产阶级斗争中，维护妇女权益，争取妇女解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正确进步的妇女观，在师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平民女校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专注于妇女教育的新路，在中国妇女运动史和教育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外，平民女校的成功运作，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对妇女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人士开始关注妇女教育问题，妇女解放运动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议题。平民女校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面旗帜，引领着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正如上海女作家杨绣丽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巾帼的黎明——中共首所平民女校始末》中所评价：“平民女校是平民精神的养成所，是妇女解放的摇篮，这个学校虽然成立不到一年，但它对推动我们中国妇女运动的解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平民女校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也非常重要，它就像一个红色的刻度，永远标记在那个年代，极大地促进了女性的觉醒意识。”

1984年5月，平民女校原址被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9月，平民女校原址被上海市妇联命名为“上海妇女教育基地”；2021年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